保罗·罗本·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年度杰出校友，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现任纽约市立大学经济系教授，是新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2008年，克鲁格曼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的分析”。
中国为什么买美国国债：
不幸的是，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做会带来政治上和策略上的问题，不管它听起来有多合理。特朗普在中国人眼里可能是个傻子，但民主党的任何行动，只要可能被视作给中国的礼物，都会招来共和党的抨击，即使继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我们的伤害大于对中国政府的伤害。
无论你觉得政府有没有介入，经济体哪个比较好，你不能控制的就是瞬息万变的全球性市场，对外国竞争感到的恐惧让一些国家决定，自给自足、自行生产所有产品，并向国外产品收相当重的税。然而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让大家都受益。
“拉美化”问题作为前车之鉴表明，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应当着力避免盲目效仿西方国家的福利赶超策略，否则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按照前文提出的财政分配“三元悖论”，拉美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财政分配进程中显然选择了“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福利”这一目标组合，按照“三元悖论”的逻辑，该目标组合需要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实现。从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来看，该地区确实是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试图实现其对减税和增加公共福利的追求，却最终拖垮了国民经济而落入陷阱。
那么，这项减税计划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
他指出当就业率高时，薪水就会涨的比较快，而当人们有钱花时，物价将会上涨而导致通货膨胀发生，这就是十分知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政府甚至根据这曲线拟订政策，在他们花大量的支出创造工作机会时会选择接受通货膨胀的出现，但他们忘记劳动者也看的到这曲线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当失业率下降时，人们也会开始期待通货膨胀以及加薪，造成失业率回去原本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就是70年代的状况，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接着在90年代，失业率下降，而通货膨胀依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像是摆脱了菲利普斯曲线的限制，但至少这曲线的利弊影响还持续着，当经济成长而就业率回升时，你可以确定的是通货膨胀又会过来破坏你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了。
于是，外汇应运而生，并逐渐取代黄金，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外汇市场的出现，更加速和确立了外汇成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过程。
金融环境的未来状况是发展变化的，也是难以预料的，所以金融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由此可见，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其原因并非“华尔街过度投机，以致股市泡沫，然后泡沫破灭，拖累经济”那样简单，而其实质是西方列强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恶性财富争夺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中，欧美金融市场被金融巨头串联成一个整体，而列强为自身的超额利润你一招、我一式，让政策牵引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才是导致经济在泡沫和负泡沫之间循环往复，金融危机在各国间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中国央行所要面对的不是什么三元悖论，而是已经形成的恶性循环体系。经济下行——预期悲观——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加快经济下行。其实，真正回顾一下现在许多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其只有理论价值。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不切实际的理想前提假设，然后通过虚构的理想环境进行逻辑推导。本身前提假设就是天马行空，即使之后的逻辑推导再精准，得出的结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根本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如果让一个只懂理论不懂实际操作的学者或专家当军师，那只会是一个狗头军师，闯祸是必然。因为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化。
美国给出的“药方”东盟情愿接受？不。东盟、韩国与美国发生了激烈争论。但东盟手里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吗？冷战期间，为谋求亚洲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协助，美国一直单方面向东盟敞开着贸易大门，这使东盟依托出口加工贸易获得了经济快速增长。时过境迁，冷战结束了，美国昔日的这些政治盟友还有什么意义？恐怕唯一可以利用的价值就是谋取经济利益。对东盟来说，冷战结束后，他们原指望日本可以取代美国，但日本垮了，原来的期许已经失去了根基。
无论如何，关键的一点是，共和党几十年来在多个方面对科学的否认，为否认新冠病毒奠定了基础，而对新冠病毒的否认在疫情关键的前几周令美国的政策无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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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美国是当前货币政策独立性最高的国家。（在特殊情况下，美国在调整货币政策时也会考虑到全球金融市场的情况。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之后，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美联储都扩大了与国外央行进行的货币互换。）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如此难以获得呢？本文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特拉斯看来，只有让经济增长，才能让英国走出困境，有足够的社会财富来支撑英镑的币值。什么才能够刺激增长呢？特拉斯和她的财相克沃滕认为：高税率破坏了英国的竞争力，降低了企业投资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所以，促增长最终落实到了减税上。
为什么以美元为主？
看似宿命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新帝登基之后激烈的人事变动和斗争。而特拉斯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去世前两天任命的，现在女王葬礼刚刚结束不久，特拉斯就宣布辞职，仿佛她这个首相，就是为了“充山陵使”而任命的。
德国经济状况让美国担心。如果英、法、德争斗不止，美国对欧洲的巨额债权恐将悬空，而且如果德国无力支付战争赔款，更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深渊。实际上，欧洲停战已经让美国经济痛苦不堪——欧洲对美国的商品需求骤减，美国商品出口严重萎缩，经济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汽车拆毁计划”就发生在1919年，其目的就是避免美国汽车制造业破产。
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让美国人迅速富有，也让欧洲经济加速复苏。两年后，1949年10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高达400多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黄金储备的78%。
该理论在中国就更属天方夜谭。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虽然政府正在推进该项改革，但现在还没有实现。中国央行的施政导向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汇率方面只有香港的离岸市场能够自由交易，在岸市场的汇率机制完全由央行定价。这种体系完全谈不上的开放自由的资本体系，根本无法套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更别说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本身就与现今实际情况脱轨。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资本跨境流动管制放松。超发的美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入他国市场。资本跨境流动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当局控制本国货币总量的能力。跨境资本流动增强了各国货币数量的易变性，削弱了本国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关性。在此情况下，许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纷纷放弃货币数量目标，转而采取通货膨胀盯住目标。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固然有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间接承认了在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条件下，各国央行无力精准控制本国货币数量。
克鲁格曼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理，即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比如美国，只能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但必须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他建议可以实现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但需要限制资本的流动。
SVB成立于40年前，但其大规模扩张是最近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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