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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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悖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克鲁格曼的金融“不可能三角”理论(Impossible trinity)。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最多只能同时拥有其中两项，而不得不放弃另一项（葛浩阳，2019）。
政策认知分歧、干中学与层级政府治理
对于不同国别在历史长河中GDP在全球的占比，有两个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包括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干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的，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动态演进过程。这一演进既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外在压力内化为内生动力，也意味着在这一内化的过程中，显现并生长出自身追求的目标。这既预示着改革开放自身获得不竭的动力，也预示着改革开放本身成为了自我实现的条件，不仅不可逆转并且展现出中国特色，周小川用1993年外汇体制改革的实例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有条件但不唯条件的中国改革特色。“当时也有各种意见，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条件论’。他们认为，外汇改革是一件好事，但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出口足够强大、外汇储备足够多、宏观调控有完善的条件和足够的经验。理论上讲，这些条件都有道理。但有人反驳说，如果这三方面的条件状况已经足够好，可能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了，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达到的话，还需要改革汇率吗？事实上，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扩大对外开放，不进行外汇体制改革的话，出口乏力和外汇短缺现象就不能纠正，宏观经济调控就陷于工作和外汇分配，也难以积累新型的宏观调控经验，这些条件又怎么达到呢？”
由于人民币长期钉住美元，在过去多年里，人民币跟随美元对世界各国货币贬值，造成了中国制造产品特别便宜的现象。因此，更多的国家愿意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更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更多抱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流入中国购买房地产和股票；而且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由于对冲手段的有限性，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导致中国实际上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许多产品的生产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大规模的生产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管涛还对时代财经指出，因为基数的原因，今年中国一二季度经济增速会比较快，三四季度经济大概率出现回落。“一旦经济见顶回落，市场就会关心回落是落到L型的一竖上，还是回落到一横上。”管涛称，这既取决于实际的经济数据，也取决于届时市场的主流解读。
梯若尔善于将经济学领域的最重要的成果整合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梯若尔早期研究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先后发表《理性预期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和《资产泡沫和世代交叠模型》。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后，梯若尔转向产业组织理论领域的研究，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整合当时学界将博弈论纳入的零散模型、构造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于1988年出版著作《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从重视市场结构转向重视市场行为，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对原有产业组织理论产生变革式影响，认为现代企业可以不依靠市场，而通过许多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如合谋、组织结构调整等来解决问题。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奠定影响后，梯若尔与德鲁·弗登伯格合著的《博弈论》1991年面世，成为博弈论领域中的经典著作。在研究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同时，梯若尔又进军激励理论的新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和拉丰于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并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此后他们继续推进对垄断行业的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的分析，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并将研究结论总结成书《电信竞争》（2000年），推进了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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