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美国媒体近日哀叹“每天仍有1200名美国人死于病毒”，担心“美国会再次出现暴发”。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恶意歪曲中国的抗疫政策，恶毒攻击中国政治体制。
德国《商报》网站9月9日发表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罗戈夫的文章，题为《“我们将走向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记者是延斯·明希拉特。罗戈夫认为，俄乌冲突、能源冲击以及通胀强势回归，都将导致世界经济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全文摘编如下：
本来这只是房地产企业的坏账，但是经过这些新的高杠杆金融衍生品的推波助澜，危机迅速传导扩大开来。众多投资银行由于大规模持有这种信用违约互换，损失惨重，而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又关系密切，所以很快便酿成了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2000年之后的克鲁格曼，鲜少对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创新性革命性的意见建议，他被认为变成了一个把自己禁锢在保守经济学理论中的自由派。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连美国国债的老底都没搞清楚的话，我想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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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两种形式的全球化要能维系，有赖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此刻世人却目睹这种条件逐渐流失，空中瀰漫着近似1914年的烟硝味。俄乌战开打前，已经有愈来愈多理由令人担心全球化前途未卜。
其实，又一个严重问题已经摆在白宫台面：美国4月份开始实施的“特别失业津贴”将于7月31日到期，之后，美国失业民众将如何生存？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非裔族群的命运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据美媒报道，最近，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加急切地采购枪支弹药，尤其是在黑人的日常购物清单上，越来越多地被写上了枪支。美国全国非裔枪支拥有者协会主席菲利普·史密斯表示：近来，该组织的年度会员正以每天2000名的速度激增。
美国的联邦债务上限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的限制，从主观上来讲，美国国会所授权的债务上限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约束；
对于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动态清零”政策的谬论，中国青年报反问，难道有人真的相信让病毒肆虐并解除必要限制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吗？中国的指导方针是生命至上，而不是被一些西方舆论过分简化为误导性的“清零”。事实上今年2月，就连《华尔街日报》也承认，中国的政策实现了死亡人数和经济干扰最小化两个目标，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需要贸易逆差来向外输出美元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使得各国能够完成贸易的结算，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又会影响外界对于美元地位的信心。
另外，据瑞银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所持有的美国次级房贷担保证券超1万亿日元。
黄奇帆认为这一比例如果达到150%，美国的国债发行将陷入困境，届时美元会发生信用危机。
当耶伦在国会进行听证，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时，她也直接指出不应过多关注美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联邦财政利息支出占比才更加具有参考价值。 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随着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迅速下降到接近于零，虽然美国的联邦债务总额迅速飙升，但是其所需支付的利息，却不仅没有随之上升反而急剧下降。
问：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它也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依赖俄罗斯能源。“通过贸易促改变”的信条是否幼稚？
20世纪末，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以后，由于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状态，公众获得资金的成本非常低，因此社会中的投机氛围很重，资产证券化加速，各式各样的金融衍生品更是遍地开花。
因此，某些习惯于抹黑中国、挑拨离间、制造恐慌、唱衰破坏的西方媒体不如多花些时间关心美国人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奉劝某些惯于“西式话术”的西方知识分子尽快收起傲慢，放弃双重标准，多问问自己的良知在哪里。
显然，某些西方知识分子没有保持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和严谨的学术作风，用意识形态将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为西方抗疫失败辩护，用“民主”和其他的道德观来批评中国的抗疫。
肯尼思·罗戈夫（哈佛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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