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些重要部署，为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明确了目标任务、提供了重要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发展过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同时，城镇化质量亟待进一步提升，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断向纵深发展。
（三十三）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扶贫搬迁大中型集中安置区为重点，强化政策支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能力。推进大中型集中安置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就业和产业扶持，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十八）加强老化管网改造。全面推进老化燃气管道更新改造，重点改造不符合标准规范、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管道、燃气场站、居民户内设施及监测设施。改造水质不能稳定达标水厂及老旧破损供水管网。推进老化供热管道更新改造，提高北方地区县城集中供暖比例。开展电网升级改造，推动必要的路面电网及通信网架空线入地。
（二十四）优化文化体育设施。根据需要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场馆功能，发展智慧广电平台和融媒体中心，完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健身步道、社会足球场地、户外运动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推进学校场馆开放共享。有序建设体育公园，打造绿色便捷的居民健身新载体。
结论：
注：200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缺北京和上海数据，系采用2004年和2006年数据的平均值替代。
【教师活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P34的案例，通过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上述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以前后桌四人为以小组，用五分钟时间合作完成下表：
（七）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推动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城逐步有序承接生态地区超载人口转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展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为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支撑。
（一） 波浪起伏时期 （1949-1978年）
（二十九）完善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因地制宜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配备满足分类清运需求、密封性好、压缩式的收运车辆，改造垃圾房和转运站，建设与清运量相适应的垃圾焚烧设施，做好全流程恶臭防治。合理布局危险废弃物收集和集中利用处置设施。健全县域医疗废弃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十四）完善市政交通设施。完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健全配套交通管理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建设以配建停车场为主、路外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停车系统。优化公共充换电设施建设布局，加快建设充电桩。完善公路客运站服务功能，加强公路客运站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建设公共交通场站，优化公交站点布设。
中国城镇化的起点低、速度快、规模大，地区差异明显，目前城镇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群已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但是，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代价大，市民化程度低，两极化倾向明显，城镇建设过度依赖土地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将成为一个核心任务。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达到68%左右，2050年将超过80%。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必须立足当地实际，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
城镇化；市民化；城镇规模结构；多中心网络开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201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二是35年来成功解决了5亿人的脱贫问题，为世界扶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城镇化的速度快、规模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全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3%，新增城镇人口达到5.59亿人。持续快速增长、消除贫困和大规模快速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三大基石，也是中国模式的三个重要支撑。中国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消除农村贫困的主要动力。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城镇化的演变历程、基本特征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趋势进行展望。
一、中国城镇化的演变历程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呈波浪状推进。这一时期又可分为6个不同阶段：一是1950～1953年的恢复和稳步推进阶段，这期间全国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4%增加到13.31%，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二是1954～1955年的停滞阶段，全国城镇化率在13.5%左右徘徊；三是1956～1960年的城镇化大冒进阶段，在“大跃进”思想支配下，全国城镇化率由1955年的13.48%迅速扩张到19.75%，年均提高1.25个百分点，超出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四是1961～1963年的反城镇化阶段，3年内全国城镇化率下降了2.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0.97个百分点；五是1964年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当年城镇化率急剧增加1.53个百分点；六是1965～1977年的停滞和衰退阶段，这期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城镇化率一直在17.5%左右徘徊，并呈现出微弱下降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至1995年，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步推进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由1977年的17.55%提高到1995年的29.04%，18年内城镇化率提高了11.4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了0.64个百分点。其中，在1978～1987年间，全国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较快，年均提高0.78个百分点；而在1988～1995年间，由于受1989年治理整顿政策的影响，全国城镇化速度趋于放缓，平均每年提高0.47个百分点。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虽然全国城镇化在稳步推进，但由于工业化推进较快，加上历史时期各种矛盾的积累，导致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自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步入了加速推进时期，18年间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远高于1950～1977年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和1978～1995年平均每年提高0.64个百分点的速度。其中，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人口由2005年的5621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66978万人，5年内共新增城镇人口1076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153万人；城镇化水平由42.99%提高到49.95%，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十一五”时期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和城镇化速度与“九五”和“十五”时期基本持平，但远高于“七五”和“八五”时期的水平（见表1）。2011～2013年，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44万人，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26个百分点，其速度略低于“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时期。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九五”至“十一五”时期的高速推进后，“十二五”时期已有减缓的趋势。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将逐步减缓，开始进入速度与质量并重的转型时期。
二、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城镇化的起点低，1980年城镇化率仅有19.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0个百分点，比欠发达地区还低10.1个百分点。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1.72亿人增加到7.31亿人，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3.73%，平均每年提高1.0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1596万人。尤其是“九五”以来，各时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幅度都在1.25个百分点以上，年均新增城镇人口都超过2000万人，这种速度和规模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1981～2010年，世界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41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地区为0.25个百分点，欠发达地区为0.5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高达0.99个百分点，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United Nations，2012）。到2014年年中，世界城镇化率为53.6%（United Nations，2014），这表明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50%平均用了50多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5年。
由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城镇化阶段也各不相同。总体上看，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加速较早，中西部地区加速较晚，而东北地区推进速度较慢。到2013年，东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已达到62.80%和60.2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49%和45.98%，西部比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低16.82个和14.24个百分点（见表2）。从1978年到2010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年均提高0.92个和0.8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仅年均提高0.64个百分点。这期间，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城镇化率差距由1.95个百分点扩大到18.27个百分点；东部与中部地区间差距则由1.65个百分点扩大到16.12个百分点。然而，自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城镇化增速已开始放慢，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加速之中，其城镇化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东西部差距正朝着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交通网络化的快速推进，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不一的城市群。较典型的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西城市群、哈大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这些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已经成为引领和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地区，主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姚士谋等，2006；方创琳等，2011）。随着城市群的迅速兴起，目前中国已进入到一个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群体竞争新时代，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据方创琳等（2011）的研究，中国发育成熟或达标的城市群共有15个，未达标但需要培育的城市群有8个，这23个城市群2007年集中了全国46.7%的城镇、51.4%的城镇人口和78.8%的GDP总量，其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63倍和2.26倍。其中，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六大城市群承载了全国31%的城镇人口。
城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紧密相联的。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了内需扩大和经济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城镇人口的增加可以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一般认为，每新增1个城镇人口，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据此推算，“九五”以来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带来的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些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消费需求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扩大了消费需求。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镇，而201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1倍，由此将明显拉动最终消费增长。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还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慧娜，2012；魏后凯主编，2014）。而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也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据研究，劳动力部门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大约为16%～20%（世界银行，1997；蔡昉、王德文，1999）。此外，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还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
三、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发展的粗放型城镇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三废”高排放的基础上，耕地资源被过多侵占，水资源危机日益加重，能源矿产消耗急剧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2001～2008年，全国因建设占用减少耕地达2599万亩，其中，2008年为287.4万亩，占年内减少耕地总面积的68.9%。2010年，中国煤炭、钢、铜、铅、锌、稀土消费量占全球比例均在40%以上，铁矿石、铜、铝、铅、镍、锰等矿产40%以上需要进口；中国万元GDP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OECD的4.0倍，美国的3.4倍，日本的5.5倍，英国的6.7倍。2001～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78%，但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长8.17%、6.69%、16.14%，分别是前者的2.16倍、1.77倍、4.27倍。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需要消耗煤炭87.58万吨标准煤、石油21.44万吨标准煤、天然气8.08万吨标准煤、城市建设用地1283km2（魏后凯主编，2014）。同时，污染物排放迅速增长，城镇环境质量下降。2001～2010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废水排放总量每年以11.4%、14.2%、4.0%的速度在增长。未来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已经接近生态环境的最大容量。
自“十五”以来，中国城镇建成区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其增速远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2001-2011年，全国建制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分别增长6.23%和5.96%，县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年均增长5.69%，建制镇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5.81%，而城镇人口年均增长仅有3.78%。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城镇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严重不匹配，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同时，城镇空间扩张呈现无序蔓延的态势。就城市平均规模扩张而言，自1996年到2012年，中国平均每个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0.4平方公里扩大到69.4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28.5平方公里扩大到69.6平方公里，分别增长了128.5%和144.1%（见图2）。就城镇建成区1的城镇人口密度而言，自2000年到2011年，全国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由0.85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0.73万人/平方公里，人均建成区面积由117.1平方米/人增加到137.3平方米/人2，已远远超过城乡规划法规定的人均80-120平方米的标准，也已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陆大道、姚士谋，2007）。从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中国城镇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来支撑的。这种“平面式”蔓延扩张，造成了大量耕地被侵占，耕地数量与质量均趋于下降。尽管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但各类建设项目占用的大多是优质耕地，耕地占优补劣现象较为严重。
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城镇规模结构严重失调，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一些特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逼近或超过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城市膨胀病凸显；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减少，一些小城市甚至出现相对萎缩态势，城镇体系中缺乏中小城市的有力支撑。如果按城市非农业人口分组，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增加了67座，其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10.5个和14.7个百分点。尤其是2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这期间增加了11座，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了9.2个百分点。相反，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人口比重减少了6.0个百分点；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减少了102座，城市数量和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14.8个和8.7个百分点（见表3）。在这期间，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增速高达126.6%，200万～400万人的特大城市增速为82.0%，而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仅增长16.8%，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则下降了21.8%。同时，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城市新增城区人口的83.9%是依靠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吸纳的，其中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吸纳了61.1%；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由于数量减少，城区人口趋于下降，呈不断萎缩的态势。这期间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区人口增长了23.6%，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则下降了17.3%，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趋势。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大、市民化程度低，这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这些外出农民工虽然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仍然游离在城市体制之外，处于非城非乡的尴尬境地，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仍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2012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29%，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7.28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统计在城镇人口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共有2.34亿，约占城镇人口的1/3。这些常住在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购买等方面仍难以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其市民化程度很低。据估算，2011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39.56%（魏后凯、苏红健，2013），王晓丽（2013）的估计大约为47.8%。若按城镇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平均为40%推算，2012年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只有42.2%，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按照市民化的标准，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大约高估了10个百分点。此外，近年来各城市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城镇扩区后存在的大量农民，其市民化程度也很低。
四、未来中国城镇化趋势展望
总体上看，未来20年仍将是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我们采用经验曲线法、经济模型法和联合国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对中国城镇化趋势进行预测，综合考虑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根据城市型社会的阶段划分标准（魏后凯，2013），届时中国将进入中级型城市社会；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8%，预计到2033年前后达到7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空间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中国将进入城镇化缓慢推进的后期阶段；204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预计达到75%左右，将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80%，达到81%左右，总体完成城镇化的任务（见表4）。相应地，到2020年，中国将新增城镇人口1.26亿，2030年新增城镇人口2.41亿，2050年新增城镇人口3.5亿左右。
当前，中国已进入城镇化的战略转型期。未来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把着力点放在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首先，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天花板”和上限值为85%左右，预计在2050年前后达到。世界城镇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水平不会无限制地提高，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终都维持在80%～90%之间，一些特殊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摩纳哥）的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100%。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达到100%的城镇化水平是不现实的。一是中国是人口大国，考虑到粮食安全和生存需要，必须有一部分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二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仍然希望居住在农村，享受农村“山、水、林、湖、田”的田园风光；三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完全城镇化，这是不符合世界城镇化规律的。显然，城镇化水平并非是越高越好，考虑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居民居住意愿以及合理的城乡人口和空间比例，城镇化水平存在一个峰值或者饱和度。对中国而言，城镇化水平的峰值或者饱和度为85%左右（魏后凯，2013）3。按照我们的预测，中国将会在2050年前后接近这个“天花板”，届时中国将基本完成城镇化，城乡人口结构、土地结构、空间结构将逐步稳定下来。
其次，中国未来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目标。具体来讲，一是城镇化速度保持适度。2013～2030年，城镇化速度保持在0.8～1.0个百分点；2031～2050年保持在0.6～0.8个百分点。二是市民化与城镇化同步。力争在2025年前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市民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三是城镇化格局日趋合理。逐步形成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等级有序的城镇体系和布局合理、集约高效、适度均衡的空间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四是城镇可持续性全面提升。城镇特色不断凸显，城镇品质日益提高，大幅减少城镇化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可承载的可持续城镇化目标。五是新型城乡关系逐步形成。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最后，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20年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突出了以人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集约、智慧、绿色、低碳等新型城镇化特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60%，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3%，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50%，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同时，国家还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另外，应在过去的点轴开发的基础上，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逐步推动形成高效、均衡、和谐、安全的多中心网络型国土开发与城镇化空间格局（魏后凯，2009）。所谓“多中心”，就是构建三级城市群体系，使之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载体。第一级为世界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长江中游等4个城市群；第二级为国家级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辽中南、海峡西岸、哈长、中原、江淮、成渝、关中-天水、兰西、北部湾等10个城市群；第三级为区域级城市群，包括冀中南、东陇海、太原、呼包鄂、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和藏中南等9个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地区将集聚中国城镇人口的60%左右。所谓“网络开发”，就是依托综合交通运输干线，以城市群为载体，以主要中心城市为节点，加快建设一批新的国家级重点开发轴线，推动形成“四横四纵”的网络型城镇化格局。“四横”指沿长江、陇海—兰新、沪昆、青西（青岛—济南—石家庄—太原—银川—兰州—西宁）等4条横向国家级重点开发轴线；“四纵”指沿海、京广、京深、包南（包头—西安—重庆—贵阳—南宁）等4条纵向国家级重点开发轴线。如果这种多中心网络型城镇化格局能够形成的话，今后20年内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将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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