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英特尔物联网
计算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创新等信息通信技术（ICT）叠加创新，使人类社会迈入信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是信息时代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发展解决城市病的能力，即城市治理能力；同时，延伸了城市空间范围，弱化了地理因素带来的空间成本，优化了城市空间配置效率。
同时，国家各个层面也已陆续发布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指导智慧城市建设，地方层面也在积极推进。根据太昊国际智库有关数据统计，至2022年我国已有北京、上海、河北等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发布了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或发展规划；有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以及青岛、深圳、宁波等多个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发布了关于“数字经济”指导意见和发展规划。目前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89．6％的地级以上城市、超过62．8％的县均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
同时随着自动驾驶的发展，在未来这些道路信息的收集可以直接通过联网高精地图，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准确的道路信息。
2017年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GB/T 34678-2017），《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提出了智慧城市总体架构，包括物联感知层、网络通信层、计算与存储层、数据及服务融合层、智慧应用层五个横向层次和安全保障体系、运维管理体系、建设管理体系三个纵向支撑体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会深刻感受到城市交通的繁忙，堵车已经习以为常，改善日常通勤迫在眉睫，而部署了智能移动技术的应用的城市可以利用实时的道路信息收集监控，加以合理调配，将平均通勤时间减少15%到20%，同步的智能交通信号能将公交车平均通勤时间减少5%以上，实时的导航可以让自驾上班的司机们选择最快的路线上班。
五
另外，通过停车场中路灯配置的摄像头，居民可以简单方便地提前定位车辆，找车位等；在停车等情境下还能够在固定车位旁，协助指挥泊车。
◆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孙志勇
根据202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市今年将深入实施大数据行动计划，加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建设和应用，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手段，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效能。同时，将建立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机制，开展“秒批”“无感审批”等智能场景应用，实现更多事项全程网办、1000项事项移动端办理。
Part 4：谁能守得智慧城市建设的"始终"？
如何提升利用公共数据进行治理的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新基建成为我国战略国策的新时代，平安秉承“服务国家”“服务实体”“服务大众”的目标理念，站在更高的视野来推进工作，让智慧之光惠及大众，全民共享。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实现"以人为本、普惠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初心"，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能力？
关于中徽科技
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人"——即市民、企业和城市管理者，在提升城市智慧过程中，无论是增强城市服务能力、提高城市运行管理水平，还是便民惠民改善宜居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获得感上。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正处于从“技术创新牵引”到“制度创新牵引”的重要转折点，体制机制、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等制度领域的创新将成为现阶段引领新一轮智慧城市快速发展的突破口。根据《榜单》，能够看出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趋势正稳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与传统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虽然仍然需要以各类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基础，但更为注重城市各类信息的共享、城市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以及城市安全的构建和保障，打通了传统智慧城市的各类信息和数据孤岛，实现城市各类数据的采集、共享和利用，建立统一的城市大数据运营平台。随着对新型智慧城市的研究不断深入，新型智慧城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拓展。我国各级各类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技术导向、注重建设全面转向成效导向、突出运营阶段，技术架构和业务板块相对固化而成熟。如何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全面与聚焦、应用与创新的关系，建立更为高效、顺畅、有机衔接的组织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合作机制，成为现阶段各地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关注点和探索方向。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大数据在交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应用，如以T.M.Vinod Kumar等（2017）为代表的学者对智慧城市的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 in Smart City）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其核心在于基于信息技术设施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对智慧城市泛在感知获取智慧城市空间系统的瞬时变化，通过数据搜集、分析、整合、匹配提供实时智能服务，进而提高城市效率（张波，2018）。为了能够客观地反映智慧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国外学者试图从不同维度构建智慧城市的概念模型、框架与评价体系。如帕尔多·T（Pardo T）等学者（2011）从技术、人、制度三个维度构建智慧城市的概念模型。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城市空间中所容纳的基础设施、政府服务、公共安全等功能维度（拿帕哈德，2011；格雷布伐等，2014；安索普洛斯，2015），或者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宏观维度（吉芬格等，2007；IBM索德斯特伦等，2014）来定义智慧城市的概念。国内早期学者则更多地从技术运用于现代城市管理的视角深化了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如李德仁院士将智慧城市看成是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的平台。但是大多数学者更多地是基于2015年12月，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提出的新型智慧城市概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分别出台了相关指标体系，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客观评价指标。
一是组织保障：成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专项工作组（大数据局或智慧办）、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有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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